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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乌托邦应该是什么样的?

作者:萨米·马赫罗姆(Sami Mahroum)/迪拜未来基金会/战略研究部主任,里斯本委员会客座研究员

来源:辛迪加

翻译:邵玉蓉/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导语

在人工智能的乌托邦中,政府干预将成为常态,私营部门将在政府和集体失效的时候起到纠正作用,而不是政府在市场失效时去纠正市场的错误。

距今500多年前,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在安特卫普的街道上散步时产生了“乌托邦王国”(Kingdom of Utopia)的灵感。今年5月,当我在从迪拜飞往安特卫普去与人们谈论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不禁将自己与《乌托邦》(Utopia)中的角色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相提并论。在《乌托邦》里,希斯拉德为16世纪的英格兰人描绘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迪拜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人工智能部长(Minister of AI)的国家,同时也孕育了众多博物馆、学术机构以及致力于研究未来的机构,迪拜走的是属于自己的希斯拉德式的航路。总的来说,欧洲越来越担心技术对就业所造成的威胁,而阿联酋却热情地拥抱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在节省劳动力方面所具有的潜力。

我们会持这样的态度是有实际理由的。在海湾国家,各国的本地劳动力与外国劳动力之比差距极大,最高的沙特阿拉伯为67%,最低的阿联酋为11%。由于所处的沙漠环境无法支撑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因此用机器取代人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还有一个理由来自于阿拉伯地区与欧洲之间存在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差异。西欧是工业革命和“新教的职业道德”(Protestant work ethic)的发源地,与之不同,阿拉伯社会倡导的通常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而是“为了生活而工作”,人们会更加重视休闲时间。这样的态度与要求从劳动力中不断挤出更多生产力的经济体系并不特别相容,但它非常适合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时代。

在工业化的西方,技术力量威胁到了长期依赖于资本、劳动力和国家这三大支柱的社会契约。几个世纪以来,资本投资为机器生产提供资金;工人操作着机器,产出商品和服务;政府征收税款,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并根据需求重新分配资源。但是,这样的劳动分工模式所创造出的社会体系,比阿拉伯世界和其他非工业化经济体要复杂得多。

对工业化国家来说,阿拉伯国家的做法是将自然资源国有化,由政府管理主要工业并进行国际贸易,再向社会分配剩余的资源。直至最近,人口的增长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收入的下降才开始威胁到了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契约。但是,技术能够生产和分销社会所需的大多数产品和服务,而我们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休闲的社会,因此,有了技术,现有的社会契约实质上可以得到加强,而不是中断。

再将视线转回西方。技术革命似乎扩大了资本所有者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差距。虽然生产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劳动者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却在下降。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技术的出现创造了一部分盈余,除了资本所有者,由雅皮士和继承者所构成的社会休闲阶层也在这部分盈余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而最大的输家是那些收入较低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

然而,即便是在西方,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对资本与就业关系的潜在影响的关注也是短视的。毕竟,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民粹主义急剧高涨之时也是失业率接近历史最低点之时。可以说,目前人们所表达出的不满反映出了人们渴望拥有更加高质量的生活,而不是拥有更多的工作。法国的“黄马甲”(yellow vest)抗议最初是针对可能会提高人们通勤成本的政策;投票支持“脱欧”的英国民众是期望英国可以将其为欧盟作出贡献的心力和资源重新转回到建设国内的公共服务之中。大多数反全球化和反移民的言论都是源于对犯罪、文化改变和其他生活质量问题的担忧,而不是针对就业。

问题在于,在西方的社会契约之下,渴望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可能会转化为相互矛盾的需求。选民们希望能减少工作时间,但是也希望能提高收入。他们希望政府持续创造足够的税收来为他们提供医疗保健、养老金和教育。如此看来,如今西方政治陷入僵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幸运的是,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的创新可以为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人工智能乌托邦的地方,“大国可以在拥有较少的预算下运转”的这一悖论可以得到调和,因为政府将拥有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去扩充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工具。

在以此为方向的前进道路中,最大的障碍将会来自于文化:早在1948年,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Joseph Pieper)就已提出要警惕人们的“无产阶级化”,并呼吁将休闲作为文化的基础。这意味着西方人将不得不放弃对职业道德的痴迷,以及对“搭便车者”(free riders)根深蒂固的怨恨。他们必须开始去区分什么是为了过上体面生活所必需的工作,什么是为了积累财富并获得地位所必需的工作。前者很有可能被彻底消除。只要有正确的心态,所有的社会都可以打造出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的社会契约。在这一新的社会契约之下,国家将获得更大比例的资产回报,并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所创造的盈余分配给居民。公有机器将产出许多不同种类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仿制药、食品、服装和住房,还是基础研究、安保和运输。

一些人将会把政府的这些开支视为不合理的市场干预;另一些人则将会担心政府可能无法满足公众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但同样的,这样的观点依然是短视的。有赖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发展速度,国有生产系统——在无休止地运行的情况下——将拥有几乎是无限的供应能力。而自然资源将成为唯一的限制,但这一限制将会继续推动技术革新,以寻求更加可持续的管理模式。

在人工智能的乌托邦中,政府干预将成为常态,而私人生产将成为例外。私营部门将在政府和集体失效的时候起到纠正作用,而不是政府在市场失效时去纠正市场的错误。

试想,时光穿梭到了2071年,阿联酋将迎来自己的百年诞辰。未来版的拉斐尔·希斯拉德从迪拜来到了安特卫普,并带来了以下信息:在我居住的地方,政府拥有并运营的机器生产出了人们生活所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这让人们可以把时间花在休闲、创造以及精神追求上。对于就业和税率的所有担忧都已成为过去。你所居住的世界也可以成为这个样子。(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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